文/史铁良
醴陵市东30里有个王仙镇，其得名与著名仙人王乔有关。自古传说，王乔在此修炼成仙。唐代大历（766—779）年间，有个叫护国的江南僧人云游到醴陵，写过一首《题醴陵王仙观歌》，开篇便说：“王乔一去空仙观，白云至今凝不散。”可知此说由来已久，也许将王乔与王仙相连，护国是始作俑者。王乔又称王子乔，汉代的《古诗十九首》就写到“仙人王子乔”。《列仙传》说他是周灵王的太子，游于伊水、洛水之间，后上嵩山修炼30多年，得道成仙，曾出现在缑氏山之颠，人们为他在嵩山、缑氏山立庙。那么，王乔的活动地点应在河南一带，与湖南醴陵风马牛不相及。《后汉书·郡国志（四）》刘昭注“醴陵”引《荆州记》说：“县东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床、石臼。父老相传，昔有道士学仙此室，即合金沙之臼。”《荆州记》是晋人著作，那时还没有王乔一说，《记》中的那位道士或许姓王，传说他羽化登仙了，后来人们附会到王乔身上，因为王乔名气大，除了渲染仙气之外，还未免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也有将丁令威拉到王仙的，更属无稽。传说丁是汉辽东人，他得道化鹤所唱歌很有名，内容无非为道教张目，事见《搜神后记》。
新年刚过，我来到王仙镇，陪同我的是王仙小学校长袁君巧生。我举目四望，发现这里的山峦与众不同，不少山头圆圆的，如同硕大无比的馒头。其中最出名的是狮形山，以其形如蹲踞的狮子而得名，又称王仙山、王乔山、太山，宋代《新定九域志》古迹部分将它列为潭州十六处古迹之一，更使它名播遐迩了。狮形山有三个岩洞，称三狮洞，二明一暗。这三个洞都不是溶洞，所以无奇形怪状的石钟乳。暗洞最低，在山脚，陡峭幽邃，深约二百米，中间空间甚大，直径约百米，如无照明，则漆黑一团。洞底有暗流，不知通向何方。当地部分乡民正合股开发该洞，有十多人在施工。以它的冬暖夏凉，它将会成为一个别具一格的休闲场所。夏天，这里游人如织，饭店应接不暇；冬天则少有游人，十分冷清。暗洞上方是最大的一个明洞，形如狮子大张口，可吞吐千人。洞中右边有一小殿，供奉着菩萨，扁题“三狮圣殿”，联语云：“有意焚香何必远朝南岳，心诚敬神此处胜似衡山。”语意平平，却口气不小，竟敢挑战南岳。现在有个法号释耀法的僧人在此主事，他是广西柳州人，今年40岁，毕业于厦门佛学院，到这里才半年。他领我们在洞中转了一圈，洞的一侧有块石碑，碑文记载，民国十三年，何斋公在此修炼，建有三尊大佛、观音、十八罗汉、二十四褚天，文革中被毁。何斋公其人不知所踪，一般人都说他已不在人世，但释耀法说，2006年他在峨嵋山见过此人，今年应有125岁。他还得到何斋公的一帧照片，当地一位80多岁的的老农认出照片上的人便是何斋公。我提出想看照片，他把我们带到卧室，从柜中拿出照片，照片上的老人穿黑色皮鞋，着白色长裤，淡红色T恤，秃顶，有几绺白色长髯、精神矍铄，看上去不过80多岁，像是一位老学者。耀法又说，何斋公现住昆仑山，已成为地仙，可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来去无踪。他原来在另一明洞中修炼，那个明洞在靠近山顶的另一面。我又提出能否带我们去看看，他欣然应允。同行的袁君有恐高症，只好留在山下。从山下到山腰全是陡峭的岩石，所幸有当年何斋公开出的一级级石磴。我小心翼翼地随着法师向上攀登，到了稍高处，不得不手脚并用，以防不测。爬到山腰，以上便是土路了，那是名副其实的羊肠小道，两旁挡路的杂草荆棘早已被耀法砍去，但也没有了可资攀援之物。路又陡又滑，我只好像动物那样向上爬，我的头似乎就顶着耀法的脚。终于到了山顶，只见一大片黑乎乎的灰烬，我问法师，这里起山火了？他说，他想把那些杂草杂木烧去，种上有价值的树木，没想到引起了山火，当时吓得直喊何斋公救命、何斋公救命，突然一阵风雨，浇灭了大火。又是一桩有关何斋公的离奇故事，在耀法，说得虔诚，充满敬意；在我，则姑妄听之。法师领我向下走了几十米，又到了一悬崖峭壁处，必须经过它，才能到达第二个明洞。绝壁上有何斋公开凿的一线小径，二、三十米长，几寸宽，可以放下一只脚。我探头向崖下看去，只见无边无际的雾海，什么也看不见，《长恨歌》中的“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也不过如此吧。这茫茫的景象，更使人觉得它的神秘，它的深不可测。法师说，他先过去，又一再嘱咐我小心。只见他如履平地般地很快到了彼岸。我却心中忐忑，生怕掉下去粉身碎骨。还是不去了吧，我想。又觉得这样做太没面子，于是下定决心，过！我脸朝内，全身紧贴崖壁，张开双手，就像一个“大”字，扒在悬崖上。双手总想抓住点什么，但光光的峭壁上连个凹凸处也没有。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全神贯注地盯着狭窄的路面，可不敢往下看，腿有点发软，我告诫自己，绝对软不得，否则，更容易摔下去。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寸步难行。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捱到它的尽头，到了一块不大的平台上，我才长嘘一口气。我的这次历险和韩愈的一次经历有点相似。据李肇《国史补》所记，韩愈好奇，曾与客登华山绝顶，可是下不来，害怕得恸哭流涕。一些士子不相信，认为这是厚诬古人。韩愈确实是个硬汉，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谏迎佛骨一事就足可证明，为此他差点身首异处，而在去贬所的途中，他仍写下“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这种掷地有声的文字，表现出为国家兴利除弊，虽九死犹未悔的凛然正气。而在华山绝顶困死或摔死，则是无谓的牺牲，轻于鸿毛，所以他才恸哭，那是对生命的珍爱。我相信李肇所记，我在悬崖上的惧怕心理与韩愈毫无二致，只是没有大放悲声而已，在平台上我还心有余悸呢。那平台上长着一些小竹木，虽然是经过修整的，一旁还堆放着一些砍下的小树杆。平台后面便是第二个明洞，洞的两旁、上方以及平台下面全是悬崖。此洞与第一个明洞相比，小多了，但也有三、四百平方米，洞的前半部分有一人多高，愈往时愈低。法师说，这就是当年何斋公修炼的场所。现在仍可看到何斋公在洞中开凿的痕迹，洞的两旁是长方形漥地，底部凿得很平整，比地面低一尺，中间是过道，右边漥地靠里面一端凿成沙发状，可能是何斋公入定的地方，或用来放佛像。洞中常年干燥，何斋公在此一住数十年，那份孤独与寂寞，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与他相伴的是日月星辰，雷电云雾，淅沥的春雨，低吟的夏虫，瑟瑟的秋风，皑皑的冬雪，除了飞鸟，野兽也到不了那里。我们常用“青灯黄卷”、“暮鼓晨钟”来形容出家人寂寞、单调的生活，而洞中的何斋公或许只有青灯黄卷吧，暮鼓晨钟于他无用，因为那是寺庙中早晚用以报时的。耀法说，他想像何斋公那样，在洞中修炼，洞前的杂草杂木就是他砍去的，他经常往来于洞中、山下，看来，他已为此作准备了。这于何斋公而言，后继有人，可以说“吾道不孤”了。
离狮形山约二里，有个叫观口的地方，古时，那里建有著名的登真观，观口之名当源于它，当地人读“观口”之“观”为去声，可证。它本当是登真观的出入口。登真观之出名，主要在于它拥有唐玄宗、宋太宗所赐墨宝。一个远离京师处于偏僻之地的道观，竟能得到两个朝代、两位皇帝所赐墨宝，这在封建社会，实是一种殊荣，可谓皇恩浩荡了。玄宗为登真观题辞并不奇怪，因为李唐王朝重道教，皇室为抬高身价，自称是老子后裔，老子姓李名耳，而道教又奉李耳为教主，即太上老君。玄宗更为推祟道教，以与佛教抗衡。有了这层关系，只要朝中有人，请玄宗为登真观题辞就不是太难的事。而宋太宗主要是爱好书法，又有前朝皇帝赐书在先，他不过步后尘而已。欧阳修的《御书阁记》（见《居士集》卷39）记载了这段历史佳话。唐开元（713—741）年间，玄宗为登真观书六个大字，揭于观中，宋太宗好书法，听说此事，甚为好奇，于是取来京城，阅毕，归还时又赐御书飞白字。“飞白”是书法用语，指字的笔划中有墨色未到的空白处。后来，登真观大火，独飞白书存。康定元年（1040），道士彭知一恢复登真观，又建一楼，以藏太宗所赐书，这便是御书阁。彭知一通过欧阳修才写下这篇《御书阁记》，没想到为地方史保存了一份珍贵资料。令人遗憾的是太宗飞白连同御书阁、登真观早已灰飞烟灭。民国《醴陵县志》所录有关它们的诗文，最晚是明代的。可能在明末清初，它们就已成劫灰。民国年间，邑人傅熊湘曾去观口寻访它们的遗迹，无功而返。两位皇帝赐书内容，已不可考，有人说玄宗所书六字为“王仙登真之观”，恐怕也只是猜测，并没有文献依据。
在《御书阁记》中，欧阳修感叹道教的“灵仙飞化之术，其事冥深，不可质究”。这说明他对得道成仙之说是持怀疑态度的。道教的修炼之求，采药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影响颇大，不仅近世的何斋公，现在的释耀法受其影响，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尤为严重，他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暴君如秦如皇，他派出数批方士，甚至数千童男童女，到海内海外遍寻仙人和不死药。他的修炼则是广建宫室，避不见人，最后落得个“赢政梓棺费鲍鱼”的结局。雄才大略如汉武帝，英明如唐太宗，都曾为求长生而付出代价。吃长生药是因为怕死，在这方面又恰恰折射出他们的不惜一死，以至于前仆后继。唐太宗以后，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都是吃长生药而一命呜呼的。其行愚不可及，令人不胜唏嘘。人之生老病死，本属人世常态，自然法则使然。范成大诗云：“纵得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说得何等通达透彻，而那些希翼长生不老的人偏偏要“挟太山以超北海“，往往南辕北辙。早些年，社会上流行的这个“功”，那个“功”，就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衣钵。
我们对教徒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不能认同，但他们的执着精神是否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思索呢？那狮形山上的一级级石磴，悬崖上的小径，洞中的漥地，都是何斋公凭一人之力，一錾一錾地开凿出来的，那要付出多少时间，多大精力。常年累月地凿呀凿，那铁锤砸在錾子上的叮叮声，似乎还在山间回响，那山崖上的身影也仿佛出现在我眼前，令我联想起李贺笔下端州石工的形象：“踏天磨刀割紫云”。他就是那样地耐得寂寞，不畏风险，不避艰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我们常人能以这种精神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对待工作和学习，那么，必将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其功主要不在个人，而在社会、在人民、在国家。这与只知追求个体生命之永恒者相比，其差距岂只在霄壤之间。
（责任编辑：黄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