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利飞
秋雨带着几分羞涩,姗姗来迟。我伫立阳台,倚栏远眺,雄敞的书院大桥置于朦胧烟雨之中,此时显得格外空旷而宁静。书院接连处的西山,更是浓雾漫绕、靓影朦胧。突然想起文物局的肖邦祥老师说渌江书院已正式批准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之一,不由心中一动,带上雨伞出了家门,漫步走向了渌江书院。
雨丝不紧不慢飘洒轻扬,我任着发梢淋在伞外,沾染清凉。独行的身影,几乎听得到接近书院的怯意心语:渌江书院历史悠久、文风茂盛、英雄辈出,与文不搭边的我就这样冒冒失失地来了,亲近得了它么?
然而心中情怀随雨流溢,脚步亦是不肯停息。思忖间,书院见着了。 “渌江书院”四个大字苍劲挺拔,气势恢宏,是当代醴陵籍书法家李铎书写。书院前右侧有靖兴寺与宋名臣祠。唐朝大将李靖曾驻兵于此,故西山又名靖兴山。宋名臣祠则是醴陵籍南宋名臣吴猎、杨大异和皮龙荣3人。书院后门往右登山,有红拂墓、陈盛芳墓,还有宁调元(号太一)、傅熊湘等走出书院之后的名人之墓。
小心翼翼跨入书院大门,似乎感受到了肃穆而严谨的气息随着山风隐隐袭来,几乎忘却心底迟疑,徜徉在这古老而洁净的院落里。 “为人师表”匾额居中高悬,简朴有力。往里走去,设有内厅、东三斋、西三斋、日新斋、又新斋。讲堂与内厅之间有一天井,天井正中塑造着理学宗师朱熹和教育家张栻的铜像。我放开雨伞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一同沐浴着绵绵秋雨,感受着数百年前俩位大师在渌江书院“斗法”的盛况。他们把各自最精密、最尖端的学术思考呈现于书院讲坛之上,使醴陵籍的渌江学子们领略到了大儒的气度和风采,那时候的书院便有着浓烈的文化馨香。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踏上了藏书楼。此时,风正潇潇,雨也绵绵,在旷古的宁静中,我窥视着洁净的藏书室,想起一位以藏书为乐的本土山长:吴德襄。吴德襄是渌江书院最后一位山长(院长),祖居醴陵东乡,担任学官长达40年之久,其间,坚持以微薄的薪俸用以置书、藏书,所藏书达5万卷之富,所藏金石墨拓数百种,成为清末著名藏书家。75岁的吴德襄在渌江书院任职,全心致力教学工作,“吴门三绝”宁太一、傅熊湘、卜世藩,便是他那时候培养出来的优秀代表,更是他的得意门生。
藏书廊尽头,是木质旋梯,左宗棠的卧房赫然印在眼前。左宗棠与陶澍分左右而坐、亲密交谈的情形被今人塑造得栩栩如生。
左宗棠1837年来到醴陵渌江书院任山长(院长)。那时的中国,国事衰微,民仇遍地,面对这样一片名家授业的净土,他感到以文取仕的救国之道实施起来很艰难,靠传统的经史子集也不是培养英才的出路。他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亲订学规八则,率诸生遍览群书,跋山涉水分析山川地形。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众所周知,有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将领气魄。但他并非横蛮,也有着湘人的男儿性情。
这位14岁便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军事家、政治家在这里遇见了平生第一位伯乐:两江总督陶澍。其与陶澍的友谊,被传为佳话。陶澍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出道后成为清朝的理财大师。那年,陶澍身为两江总督到江西阅兵路过醴陵,左宗棠为其作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左宗棠写下的楹联既表达三湘子弟对陶澍的仰慕之情,又突出陶澍引为“旷代之荣”的大喜事。陶澍知道左宗棠竟然是渌江书院的山长后,随即约见并留作长夜畅谈,纵论古今。
我凝视着先人们的塑像,聆听着山雨清滴,心中热浪滚滚,蓄上眼眶。醴陵受“湖湘之学”浸润,先后有过“昭文书院”“莱山书院”“西山书院”“超然书院”“江东书院”“渌江书院”和“近思书院”等7所书院。渌江书院便是因了这些立下汗马功劳的名流学士,而使醴陵成为了人杰地灵的湘东重镇。
而近数十年来渌江书院却是多灾多难。在那场文化浩劫中,先人们的画像被付之一炬,书院给一家工厂当作了厂房,直到1979年春邓小平亲自批示,才得以收回重修。
走出书院大门,眼前的西山已是树静风止雨亦停,心中豁然亮堂。这座浸透着文化沧桑的古迹终于熬出了历史的劫数,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国人的视野。
作为醴陵人的我,心亦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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