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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苦自乐成方家——读丁水生先生《醴陵乡愁忆春秋》记言

2018-07-23 10:46:39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网--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株洲市委宣传部主管 浏览:202

 

                          文/彭雪开      
  久闻丁水生先生爱好小说、散文创作,又雅好地方文史研究,其中甘苦我自知之。当丁君《醴陵乡愁忆春秋》(下称《文集》)摆在我案头,择时细读之余,我有三乐。
  在醴陵工作时,我初识丁君。那时,开会,布置工作,检查,督促,迎来送往……我像个放不开手的陀螺,总是绕着轴心转。丁君则在醴陵一瓷厂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不管怎么忙,我们皆有共同的爱好:一有时间,便躲进斗室读书、写作。尔后,我调到学校,从事科研、教学等工作。后在《湘东文化》杂志上,经常看到丁君的文章,神交渐多,对丁君的精神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细读丁君《文集》后,我们有过一次深谈,更加深了我对丁君的印象。
  丁君出学校门后,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亦为了一份希翼,勤奋地工作、学习、写作着。中年时遭遇下岗及漂泊之痛,但他矢志不移,朝着心中目标努力,痴迷历史文化,发奋而为,渐见成效。进入中晚之年,他行走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埋头钻入醴陵文史故纸堆中,发微见著,睹物探源,见疑释考,以一颗淳朴炽热的心,为尘封的历史、文化,镀亮了大片文字,十数年间,成为醴陵文坛骁将、历史文化方家,实属不易!
  常言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非智者、明者,识君有几何?他所取得的这些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会被历史记住。我有幸识此君,此一乐也。
  由于工作的关系,坦率地讲,我原先很少读丁君的小说、散文。有文友常感叹:“如今的创作界,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如过江之鲫。浮躁、粗糙、自我、偏见、圈子等是一些人的通病;更有漠视历史、文化的现象。”我并不完全赞同文友的看法,但的确有一些作家,由于脱离社会生活,不知百姓苦乐,面壁虚构、封闭自赏,加上创作中缺乏历史渊源及文化依托,其作品大多意境残缺、情境破损,美感乏失。
  而丁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对小说、散文的创作,他自然是卯足了功夫,有独到的发见。如他的一篇小小说《依偎》,在方寸之中,却涌动着情感的波澜。夏天的中午,两个在工厂实习的高中同学,在图书室“手挨着手共翻着一部书册” ,往日同窗时的顾盼与“回眸”,与当下的“依偎”,引发双方的微妙心灵对撞与回味,他们互相感受着对方的青春气息,由此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情愫。在丁君的笔下,那种初恋时的迷恋、朦胧、羞涩,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情境之美引人入胜。它启示着人们:生命在流动中的瞬间,有着美好的回味!
  丁君还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慈善大侠》,描写了民国时期醴陵著名慈善家陈盛芳一生的人生轨迹。出版的《漕冤正气歌》,则是一部反映清光绪年间,醴陵民众“闹漕抗官”的史诗传奇,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匡光文、简开泰、匡兰阶等为民请命的侠义群象,受到读者好评。丁君散文的创作,亦有充分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托,其厚度深度,非他人所能比。由此,我在自己的阅读中,在别人的评论中,理解了丁君的创作,此二乐也。
  近几年,丁君在醴陵地方历史文化的发微考释方面,独树一帜。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无名高地进发,收获颇多,这本《文集》就是这方面成果的总汇。文集共分四辑,其中还有独立单元。从“渌国风情”到“风物古韵”到“人文春秋”“渌江漫笔”,涉及醴陵历史与文化两个领域。《文集》主要是向世人展现地域历史文化的渊薮与价值,其方法上的考据之功、与文化上的阐释之道,值得称道,此我读之三乐也。
  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官史,民史微乎其微。虽有《史记》首开官、民史之先河,但以往钦定的《二十四史》也好,以后的《清史稿》《民国史》也罢,民史的记载,鲜有矣!有记载也是从反面叙其百姓反抗之状,从而彰显封建专制王朝文功武治而已。亦如鲁迅所言:一部二十四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至于到一州一府一县一域的历史,载于史册成为经典之作的,更是不多。据我省方志专家任国瑞先生的研究:以清朝为例,湖南地方志在国内成为名志的仅有两部:一是清光绪王闿运主撰的《湘潭县志》,二是清光绪李翰章和李元度等主纂的《湖南通志》。余者多遭后人讥评。
  丁君对醴陵历史的解读与拾遗,慧眼独具,给人启发。譬如:关于醴陵地名的由来的问题,历代《醴陵县志》皆因袭唐代《元丰九域志》及明代《名胜志》之说:“治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光绪《湖南通志》、民国《醴陵县志》以及共和国《醴陵市志》等,莫不沿袭此说。对此,丁君提出了自已的不同看法。他写成题为《酒文化和醴泉文化的结合——也说醴陵地名的由来》的论文,发表在《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系统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当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探索,但其基本观点,是站得往脚的,足以成为引领醴陵地名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之作。这需要作者的勇气、智慧与定力,没有对地方文史的偏爱与深入挖掘,没有慎思与细密的考究,是难以做到的。
  再如对于醴陵市有名的“财源古塔”,地方文献资料上皆言:“又名大观塔”,市文物部门也沿袭这种说法。丁君仔细翻阅清•同治《醴陵县志》,以及陈昌广《渌江诗存》及《彭氏族谱》等文史资料后,经过仔细的考证,认为以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提出财源塔并非大观塔,其塔的建造者应为醴陵有名的慈善家“彭三胡子”彭之冕。他写成《财源塔原来却是彭髯塔》(2003年8月刊于《醴陵报》,发表时,标题为《也说财源塔》),以及《大观名虽佳,怎奈非此塔》(刊于2015 年2期《湘东文化》杂志)等文,对此进行勘误。2010年醴陵市为财源塔立保护标落实时,采用了丁君的观点。
  对于醴陵地方文化的阐释,丁君也是有不少贡献的。文化是个多义词,迄今为此有学者统计:国内有1 000多种释义。“文化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成为一道世俗风景。对于这种难以释出准确定义的“文化”,丁君不附和不随从,保持一份清醒与距离。他抒写的醴陵风情风物、名胜古迹、人观景观、文物考释等一系列文化方面的文章,用《文集》“内容提要”的话来说是:“‘以信、达、雅’为原则,潜心鉴别史料文献,注重乡邦掌故搜辑,避免谬说流传,贻误后人。”这些他都做到了。收集在《文集》的诸篇就是例证。加上他擅长地方历史小说与风情散文的写作,《文集》文字雅洁优美,用句恰当确切,成了人们喜读的历史文化散文,不是没有道理的。
  丁君放弃创作,转入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只几年时间,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就《文集》而言,略显杂博宽泛,一些考证也有不周到的地方。如果丁君能在以后的时间里,以邑地历史文献与资料为读本,从中见前人之未见,以微知著,见错即纠,见遗而拾,定可以在这一领域达到一定高度。那时,才叫“会当凌绝项,一览众山小”。以丁君的考释之功与文字功夫,是可以做到的,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是为序。
    (责任编辑:黄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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