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晓会
很早就与陈利明先生认识，后因负责湘东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某种组织、筹划和株洲地方高校学报有关地域性栏目的建设工作，一次次获陈先生赠书，有幸与之成了朋友，陆陆续续拜读了他的《陈明仁将军传》《程潜传》《谭震林传奇》《王首道传》和《胡耀邦传》《陈独秀传》等多部领袖人物的文学性传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以及香港的出版机构出版或再版），深为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不畏风险、秉笔直书的勇气与生命不息、笔耕不止的勤奋所感动。先生50多年的著作生涯，确实让人感慨，让人敬仰，让人思绪联翩……
陈利明先生首先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的求真求实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格。“不隐恶，不溢美”，是非分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不畏权势甚至不惜生命写信史等等，是自春秋以来中国史家之传统。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说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那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后，要真正毫不打折扣地遵循这一传统是很不容易的。陈先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报社记者、编辑，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并曾长期在市委党史办和市文联肩负领导责任。有过这些职业经历的陈先生，不是不清楚这里面的某些潜规则。可他却不顾禁忌一次次迈出了常人难以迈出的步子，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他所遇到的更多的和最棘手的倒还不是人物和史实叙述中的“秉笔直书”问题，而是选题时的可不可选或能不能选的问题。撰写领袖人物传记方面有诸多不便，即使写了，出版有时也会遇到麻烦。但是，陈先生似乎有一种强烈的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选择了一部又一部让领导、同行乃至朋友顿生疑义或感到担心的题材。这正如著名书法家张济生为他书写的题词所誉的：“勇为时代弄潮儿，敢当华夏太史公”。
早在陈先生于党史办工作期间准备写《陈明仁将军传》和《程潜传》时，就引来过责难：“你是中共党史办的领导，怎么写国民党的将领？”①自然，这种非议太缺乏常识而不屑置辩；可1988年当他开始采访和撰写《胡耀邦传》，面对朋友关于“胡耀邦是有争议的人物，你写他会有很大风险”的告诫，也许就值得深思熟虑了。可他却坦然地说：“司马迁不顾宫刑写出《史记》，作为共产党人，更要甘冒风险，敢于实事求是……胡耀邦任党中央总书记七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定有公论。”当然，这仅仅是作者的良好愿望，事实上这部传记不仅出版经历了许多的曲折，甚至出版后还曾导致了有关部门的某种误解，不免使作者也产生了一点“心烦意乱”。②还好，随着中央对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高度评价及政策的明朗化，曲折成为过去，误解已被排除，笼罩在作家心中的阴霾也很快消散。《胡耀邦传》今年已经中央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即将在大陆权威出版社公开出版，这也是对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成就的充分肯定。
其次，陈先生让人真心佩服的，还有他的勤奋、甘于寂寞与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勤奋和广闻博识应该都是其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明代曹端《书户》所言：“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清代学者钱泳曾以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勉，年过八秩仍著述不辍。而陈先生也效法司马迁，行万里路，写万言书，年到70仍不辞辛劳，笔耕不断，采访不止，迄今已经付梓的文字达500多万。
大家知道，司马迁无论是写他那个时代还是过去时代的历史，都曾走出书斋，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实地调查和搜集资料。他20岁从长安出发，南下江陵，并由长江转汨罗江凭吊屈原，溯湘江而上至九嶷追寻舜帝的墓葬和英绩，再转登庐山，了解大禹治九江的传说；以后又访淮阴考证韩信的事迹，到山东观“孔子遗风”，向西奔赴秦汉历代风云人物的故里和楚汉战场采访或实地考察。如此等等，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和传闻，占有了大量生动翔实的口碑资料，从而写出了诸如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才大略，刘邦喜好酒色的绯闻轶事，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情节。
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便易，现代人采访的条件比古人自然优越多了。但是，陈先生的采访和调查却仍像古人那样勤奋，这就很罕见了。可能陈先生自己也记不清了：为写作那些人物传记而当面接受过他采访的传主及其上级、同事、战友、部下、亲属等等，是成百还是上千？这里面又有多少省部级和将军级的高官及风云全国乃至世界的名人？读者只要稍微翻翻陈先生的几部著作，就可以看到，仅穿插在书中接受过他采访并合影的就可以列一长串名单：如原总书记胡耀邦，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杨得志、耿飚，开国上将宋时轮，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王首道，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曾志，中共七大代表左英，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册，北京卫戍司令员傅崇碧，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原中纪委书记李昌，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王照华，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玉堤中将，原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中将，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王宋大……采访了这样多的当事人、知情人或历史亲历者，所记录的有关历史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无疑是令人赞叹的。
一名好的传记文学作家，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同时还应该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在阅读陈先生的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他因长期记者生涯练就出来的采访方面的职业天赋、技巧、习惯和经验，如他总结的什么“腿勤、口勤、眼勤、笔勤”的“四勤”和“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热脸挨冷脸、不怕吃闭门羹”的“四不怕”，③可能是当代多数文学家和史学家难为的，即使新闻记者也不一定就能做得到。尤其是作为一个以前也不是很有名气的“外省”甚至是非省会的地方作家或记者去北京采访，也许那些高官名人大多都很和蔼可亲，容易接近，但谁能保证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个个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在这方面遭了多少白眼，吃了多少闭门羹，可能多得陈先生自己也记不清了。在陈先生创作50周年座谈会上，《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钱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全国“十佳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董保存、湖南著名作家王跃文等先生发言时，都对此感慨万千，自叹不如。领袖人物传记艺术加工和想象的空间太少，王跃文说自己若想写这样的传记根本就办不到。而像笔者这样的普通史学研究者，则更感惭愧。因为，不说采访获取口碑资料，也不谈去档案馆查原始档案，现在由于有了互联网，找书找资料就上超星数字图书网、中国学术期刊网及其它电子数据库，如果不翻民国时期的报纸和书刊，连图书馆也进得很少了。并曾自以为现在时代不同了，读书人可以真正做到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从而还常为此感到沾沾自喜。这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是为自己的懒惰寻找借口。
笔者研究近现代中苏或中俄关系，近年主要研究俄苏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涉及到不少领袖人物。如曾撰写和发表过《论瞿秋白的俄苏情结》《苏联背景与李立三的政治生涯》《论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等研究论文，并还曾想把这种研究介入到株洲地方史中来。所以虽然写作或研究的性质和模式有些不同，但许多时候还是很需要实地调查和很需要进档案馆的。如自己实际上很早就确定了一个选题，即研究苏联专家顾问对50年代株洲工业建设和发展的作用，这不仅网上就是地方图书馆也是很难找到有关资料的，必须进档案馆和到地方有关单位实地调查。可是，档案馆和调查点近在咫尺，自己想了多少年了，迄今竟然还没下决心迈出第一步，与陈先生70多岁的高龄了还在勤奋写作、四处奔波相比，不禁汗颜。
其三，陈先生的领袖人物传记在处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关系上也恰到好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样板，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陈先生认为：“写传记文学要达到人物的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它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但不能随心所欲，随意编造，必须以史实材料作基础，正确处理好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与文学的审美性、虚构性的关系。因此，它要求作者花大气力、下苦功夫搜集、采访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而后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精心构思、选材、描写、叙述，特别是注重人物性格和细节的刻画。”④这是传记文学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关系很经典的表述。在写作实践中，陈先生也是这样去做的。他的勤奋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而在采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每一部书、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取舍，怎样进行艺术构思和细节刻画，陈先生都是非常讲究和审慎的，他的《胡耀邦传》更是媒体所称的“十年磨一剑”。
在翻阅陈先生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深刻感觉到他在叙事和人物细节刻画上的技巧和功力。如写陈明仁性格倔强，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中 “敢于犯上”时，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如何在昆明军事会议上面对蒋介石和所有“着装整齐，军衣笔挺，皮鞋锃亮，肩章生辉”的将领，而独自嘲讽般地穿着士兵破棉衣，令蒋大为不满；后又如何因类似的事两人怒目相视，针锋相对；蒋如何以“诬蔑领袖”罪两次叫来宪兵，当场要押下陈明仁予以惩治，可他却始终不肯低头服软的情景……⑤真是惟妙惟肖，跃然纸上。不像有的传记作品，别人批评他记载的人物和历史失实，他说自己的著作是“文学传记”；而当别人批评它可读性差，他又说是“历史传记”或“纪实性作品”。跟人捉迷藏，让人啼笑皆非。
陈先生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老人”，生活上俭朴，听其自然，知足常乐；但笔耕却不停息，无止境，声称要“活到100岁，写到90岁”。很早以前，他就定下了写10个伟人或名人传记的奋斗目标，现在已完成8部。对此，我常常怀着深深的敬意，心里默默祝愿陈先生健康长寿，并期待着他的新著早日问世。
注释：
①②③④陈利明著《名人忧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318-324、322、310页。
⑤陈利明著《陈明仁将军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11页。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