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薛刚
茶陵是省历史文化名城,据地方志记载古城曾有6座,除现仍能见的“南宋古城”外,其他已毁。历代志载均为古地名,今名何处,均需作地下考古发掘才能确定。经1986—1987年历时92天的三级文物部门的全境普查,已发掘并考的有“茶王城”“金州城”“马王城”和“晓塘城”,唯“鄂王城”处“待考”中。现几经努力,才发现其为清代修志记述所误导,造成考古无果。为说明问题起见,先抄录茶陵现存诸志原载,才可发现去寻找的问题。
明嘉靖四年(1525)版《茶陵州志》:“古迹”:“鄂王城在二十五都,宋岳飞屯兵之所,今遗址尚存”。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版《茶陵州志》:“城池”:“鄂王城属二十五都,宋岳飞屯兵之所,今遗址尚存”。
清同治九年(1810)版《茶陵州志》:“古迹”:“鄂王城在二十五都,为岳忠武屯兵之所,今遗址尚存”。
1993年《茶陵县志》:“古城遗址”:“鄂王城,旧志载,南宋名将岳飞屯兵茶陵时,曾在二十五都(今湖口)筑鄂王城,已毁,遗址待考”。
以上诸志所载,就地处而言,均在“二十五都”,仅县志作注“今湖口”。笔者有幸参加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对同治版州志的重印,并作标点、简体、诠注工作,需对同一事物诸志的记载作些核对,考证一些字、词之异同问题。得知岳飞在茶陵的活动,是从江西永兴入境茶陵秩堂的,并有“墨庄”“光泉”题词;后经高垅入火田,又有记述:“一经堂匾,宋岳忠武讨贺贼曹成,道经茶陵,尹彦德劳其军。忠武曰:尹长者也,当以一经教子。杨诚斋为大书,一经堂三字(在十二都,并详学校卷)”。“学校”卷:“明经书院,在州东,宋岳忠武讨曹成,军至茶,严彦德犒以牛酒,忠武请于朝,遣国子生教其子弟,因建书院,杨诚斋为之记(其孙曾伯正、仲正俱进士”(《茶陵州志》诸版全同)。从这些记述中得知岳飞活动于“州境东”、“十二都”(指清代时的都别)。县志注上“今湖口”所依是什么呢?经查为同治志绘有“州境城铺、都分、墟市全图”。在境南图上二十五都内标示了“鄂王城”“牛头铺”,故文物普查依此而考,无果,县志才依此作出结论。岳飞活动于州境东,屯兵又于州境南,有违一般军事常识,应为有误。在同一图上境东边缘相邻的“十二都”内有“火田市”“茶王城”;“十五都”内有“高垅市”“马王城”;“十七都”内有“秩塘市”,这些地名沿用至今(仅“秩塘”解放后为“秩堂”),均与“湖口”一样。于是考证就把注意力放在明、清两代茶陵“都”的划分是否有别,结果从明志“食货”篇中查到明代茶陵历年分乡、都的“图籍”“户口”和征收“贡”“田赋”数目表,在列表:“第二十都”至“二十五都”后,注有“以上属茶乡”。若从明志上看“茶乡”、“形胜”“山川”“开渠”“水利”“古迹”等所记之地,正是茶陵所说的“茶乡方言区”,包括今秩堂、高垅、八团、火田、七地等,是古代从江西移民至茶陵的移民为主体所构成的一个方言区。才发现茶陵明代划分为33都,清代划分为25都(但有上、下都之分)。清代修志记古城,又仅“鄂王城”记“在二十五都”,其他均记为离州城多少里,“城”指现称的“南宋古城”,未能注意明、清两代都的所处地的变动,也即编定顺号的完全不同。“鄂王城”在“二十五都”,明代在境东部,而清代“二十五都”在境南部,已有天壤之觉。而修志者又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便在记述中按明志一样来记述,并在“全图”上的清代25都内标上“鄂王城”,就造成误导后人了。
上述文字上的查考是否符合实际?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曾组织了一次实地调研访问,最终确定了“鄂王城”是在秩堂彭家祠的天营盘,以第十组为中心的8、9、10三个居民组所在地。据一些老人所述,“天营盘”这个地势稍平坦的大山丘,“文革”时被划归给列宁中学作勤工俭基地和公社基干民兵营训练地,还有许多土墙,听前人说,岳飞曾在此安营扎寨,那时叫“塘下”;太平天国也在此驻军,改名为“天营盘”。城墙残存于二、三公里内,改革开放后,才划拨给居民建房,残存的泥城墙,因建房全被毁掉了。有的人家挖基脚时还挖出一些土坑,一坑埋的尸骨二、三人。彭寿初先生还拿出《叙伦堂彭氏族谱》给我们看了岳飞一首诗和诗序,是悼彭可安的。彭为一读书人,曾犒劳岳家军,与岳飞结下友情,其诗与序为:
前帅师讨贺(州)贼曹成,道经秩塘。彭公可安犒军三日,返旆时公已逝矣。正值归窆(bián),不胜感悼,题此以赠:曾历南疆复驻旌,万人扶柩助哀声。可安若不舆情恰,归窆焉能得此荣?
“鄂王城”遗址考,已被正在续修《茶陵县志》的县志办认可,同意作出修订,并建议职能部门作地下发掘考证,以便进一步作出古城历史文化价值探究,充实茶陵古城文化。
(责任编辑:钟莹峰)